刘向东：把提振信心作为扩大内需的“本手棋”

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

[44]有统计表明，从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皇帝每年只有大约47％的时间呆在柏林和波茨坦，其中又只有20％时间留在柏林，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据乱世可以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

日本政府不愿得罪慈禧太后，甚至在后党的压力之下，劝说康梁离开日本前往他国。武昌起义的发生打乱了康有为的阵脚。[32] 光绪接受了康党的主张，于9月20日召见伊藤博文，希望其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咨询。See Isabel V. 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982， pp.33-40. [45]前注[39]，康有为文，第445页。[54]前注[38]，康有为文，第132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不仅不断宣扬君主制的主流属性，更积极主张复制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干预共和革命的经验。但就当下而言，合邦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借才，延揽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为中国所用。不过，即便是他所认同的德国典范已经失败，康有为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是当下历史阶段最为合适的政制。

[62]这一论证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对君主立宪制的辩护高度接近。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往往无法抗拒机运与强力，缺乏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宪制和发展道路的空间。但这一主题上的先驱思想者——生于1861年的德国学者奥托•欣茨(Otto Hintze)，在20世纪30年代前即已出版其主要著作。

在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再次评论瑞士模式，一方面是盛赞瑞士模式合乎群龙无首，吉之古义，另一方面又强力反对中国采用瑞士模式。康有为的预测并没有应验。

我国学者朱苏力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系列论文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内外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但是这种引入外力的策略，引发了慈禧太后的警觉。通常认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即便放到欧洲，其共和宪制也是例外而非常态。在他看来，三代与德国的统一体比较坚固，而齐桓、晋文不及。

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进一步导致了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的结果。康有为评论说，……威廉号令全壤，有若中国及俄之帝王。欧洲史学者对于维也纳体系的研究，已经同时涵括了这一国际体系的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对英国政制命名上的转变，是为了适应辛亥革命之后的主流话语，使其主张的政制获得话语上的正当性，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制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而康有为盛赞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兰躲了起来，毫无英主的气概和胆识可言。两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入京之后，康有为给李鸿章上书，同样提到了波兰被瓜分的事例：昔者俄、普、奥之分波兰，则三国协和商定，而遂分之。

根据康有为作于1899年的《我史》，他于1895年3月8日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将到达大沽的时候，日本人来搜船。[55]美国国力强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作为区域霸权，合并其他国家。

康有为举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齐桓公、晋文公，以及当今的德国作为例子。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中，这一论题经常被作为内外关系的延伸来处理。基于此，对康有为国际体系与宪制思想的考察，就不仅是对单个思想人物的研究，更具有反思某种典型的宪制思维方式的意义。借才在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并不鲜见，当时列国往往设立客卿之位，延揽他国人才。[48]而联合邦国的三种不同形式，分别对应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我们不能忘记，1915年的筹安会六君子中，严复与杨度都是对同时代的国际体系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严复更是被晚清士林认定为西学先锋，甚至是西化派。

但是，许多制度并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与国家实力上升之间的关联性不容易识别：究竟是宪制的优越导致了国家实力的上升，还是其他原因带来的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宪制运作顺畅，从而使其看上去比国家贫弱时期更有吸引力？历史不是一间实验室，允许我们控制某些变量，重复一些历史的进程，从而夯实我们对于因果关系或者相关性的判断。[50]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公政府将超出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39]帝国议会则是由全德选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选举产生。这一话语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

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13]不过，这一研究视角仍处于展开阶段，存在着很大的开拓空间。

平等国家联盟的特征是：其政体主权，各在其国，并无中央政府，但遣使订约，以约章为范围，……主权既各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有力者制之，……[49]而这意味着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因为偶然的原因而破裂。[29]而当时日本政府也派出官方与民间人员到中国游说，希望修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以抵消俄国在华势力的增长。他先是主张联合英国，在1898年1月2日其代康广仁作的《联英策》中，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联英的可行性，指出英国在历史上多次出手平衡欧洲大陆列强势力，中国也可以借英国之力。维也纳体系延伸到远东，其强度虽然有所弱化，但双边的磋商、多边的会议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渠道，使得列强仍然可以时时交换对殖民地事务的看法，协调彼此的利益，减少直接冲突。

考虑到康有为常常倒填日期，显示自己有先知之明，他在船上是否真的想到了土耳其，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表明1899年流亡日本的康有为在回顾往事之时，作出了这样的联想。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

一直到其1927年去世，康有为一直呼吁以溥仪为帝，重建英式的君主立宪制。在1830年至1884年之间，还有不少于17次等级略低一些的会议(conference)，一般由东道国的外交部长主持，列强公使出席。

然而，困难在于，如何证明一个宪制能够给一个特定的国家带来富强？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一种明显不利于国家自存自强的宪制会直接带来国家的衰落，因而很容易显示出其弱点——比如1652～1791年间波兰贵族议会制实行的一票否决权(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导致议会经常限于瘫痪，国家无法作出必要的决策，波兰屡遭瓜分，也使世人看清其宪制存在的根本缺陷。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于将19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理解为民族国家体系，并认为这一体系冲击了以清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促使中国走上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37]康有为：补德国游记，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八集)，第336页。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出于追求富强的目的，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康有为观察其他西方列强的参照系，而德法之间的对比，深刻影响了他对于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论述进路。

各国即便有世袭君主，亦必如德之联邦各国。[64]康有为：致党内公启，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九集)，第218页。

联邦参议院由来自22个诸侯国和3个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权代表组成，议员代表各邦，其议长即以宰相充之，盖俾斯麦以开创垂统得之也。而当中欧崛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强劲的大国，对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挤压更为直接，万国竞争变得更加剧烈。

[22]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页。五、余论 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公羊学三世说，提供了一个理解全球国际体系与各国国内宪制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将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引入其中，这是一次惊人的儒学普遍主义努力。